[電影的未來]侯孝賢X張鐵志Part2:接下來我可能會去試驗數位,也想拍台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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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處 : 數位時代
台灣新電影30年了,伴隨著時空移轉,如今告別了鎢絲燈光,迎來了數位時代,一個新的影像時代,因為網路與科技加乘之後,釋放出新的力量,讓電影拍攝方式更具想像,甚至從不可能變得可能,再一次催生台灣新電影,帶動新的創作形式,打破了創作邊界,昇華了電影產製與觀看體驗。但一切只是更逼真、更身歷其境、更多令人驚訝的細節嗎?什麼才是電影的未來?跟科技又有什麼關係?
《數位時代》客座主編張鐵志、導演侯孝賢在問答之間,細說他們的觀察與改變,朝著未知的將來探索前進。或許有一天當我們回顧現在,電影史上最偉大的革新已經不是傳統膠卷,也不是硬碟檔案,而是更令人屏息的數位化表現方式。
《數位時代》客座主編張鐵志、導演侯孝賢在問答之間,細說他們的觀察與改變,朝著未知的將來探索前進。或許有一天當我們回顧現在,電影史上最偉大的革新已經不是傳統膠卷,也不是硬碟檔案,而是更令人屏息的數位化表現方式。
侯孝賢:台灣電影導演,「台灣新電影」代表。國立藝專電影科畢,1973年進入電影界,以長鏡頭美學、固定鏡位、忽略敘事因果關係、寫實風格等為其特色。1989年以《悲情城市》獲得威尼斯金獅獎,2015年以《刺客聶隱娘》獲得坎城影展最佳導演獎。參與成立「台灣電影文化協會」及「台北之家.光點台北」電影文化空間。
張鐵志:政治與文化評論家,專欄見於台港中主要媒體與外媒。歷任《新新聞週刊》副總編輯、香港《號外》雜誌總編輯、《彭博商業周刊中文版》總主筆、《數位時代》顧問。現正參與辦網路新聞媒體「報導者」。
張鐵志::你曾提到因為器材越來越普遍,數位相機拍的作品也越來越多,其實早就該被天翻地覆地改變了,所以你的意思是,天翻地覆的改變還沒有來到,還有很多新的表達形式可以再探索?
侯孝賢:現在新的一代對要拍什麼還沒有想法。其實他的身邊、家人、生活種種,都是可以拍攝的材料。但他們沒有想到,還是在編故事、找特殊的場景,或設定奇怪的光。他們沒有走向真正的現實,所以還看不見。
張鐵志:現在人們觀看電影的平台越來越多,有電視、電腦、手機,觀眾可能越來越不願意上戲院。所以好萊塢拍更多的超級英雄和怪獸把人吸引進電影院,在中國也是越來越多大片。你覺得對電影工作者來說,要怎麼把觀眾拉回戲院?
侯孝賢:家裡的小螢幕在聲光或是場面還是會有限制,但在大戲院就是要這種效果。所以大戲院會越來越厲害,像是IMAX現在到達的程度。以後大戲院一定是往那個方向走,會像一個表演場。
問題是,因為現在哪裡都可以看影片,所以有很多不同的表達形式。可能是專門在網路上看的,也可以是專門給電視播的,拍影片已經沒有什麼限制。但是當沒有了限制,自己就要很清楚拍的東西到底適不適合用手機看。如果要拍大的,就要在大型院線看。最適合手機的是什麼呢?漫畫。漫畫裡你需要遠鏡頭跳中鏡頭嗎?不需要,因為可以切割,可以用分解動作來拍,甚至可以是長條的。
當載體已經不同,就不能一成不變,只想模仿好萊塢。畢竟就算要模仿,特效的部分還是做不到,重點是你真的想要表達。就像文字一樣。文字的載體形式比較單純,因為不必去考慮形式上的問題,所以自然能往深處走,越走越深。
張鐵志:網路時代的資訊快速流通,而侯孝賢電影給人的感覺是緩慢的,這是一個巨大的對比,你會擔心這個時代難以讓人好好地靜下來,看一本好書、好電影嗎?會覺得整個時代的氣氛因此越來越焦慮和急躁嗎?
侯孝賢:對,因為訊息太快了,人沒有辦法沉靜下來,就會被牽著鼻子走,你自己深刻的思考反而更重要。我所謂的思考是一種反射,就是在現實層面的現象,讓你看完之後會深刻地去想。
侯孝賢:當然科技是會有限制,但主要不是因為科技,而是因為範圍的限制。這個限制對創作者來說很重要。唐朝是什麼?你不能漫無邊際,要有明確的事實。《刺客聶隱娘》的內容都有明確的年代和事件,一條一條組織起來。
例如田季安的父親田緒什麼時候死?怎麼死?他死的狀態只有一條短短的描述,就是「手握刀,臉呈驚怖狀,暴斃」。嘉誠公主嫁來,《新唐書》上有寫,她嫌翟車破敝,改乘金根車。翟車是公主坐的,金根車是皇后坐的,從這裡就可以看得出她的個性。
這些都是發生在魏博的故事,當你有個範圍之後,就能把這些事件結構起來。我還是會以寫實為主,畢竟沒範圍的話,究竟要往哪裡去呢?
張鐵志:回到台灣的電影,80年代台灣的時代背景,讓台灣新電影的風格在世界電影史上有一席之地。可是從90年代以降,好像很難再定義所謂台灣電影有什麼獨特的風格,頂多是比較個人性的。未來台灣電影有機會找到自己獨特的風格嗎?
侯孝賢:在表達上,台灣電影其實可以擺脫好萊塢很戲劇性的方式,回到寫實和純粹的影像。如果要追求寫實跟影像,因為現在的燈光和攝影技術,在過程中隨時隨地都可以安排和捕捉影像,寫實性就會非常強,就能深入去探索或表達。但這樣一來,相對的娛樂性就會低。但娛樂性有好萊塢在引領風騷,你也不可能在於娛樂性取代它。坦白講,也做不過好萊塢啦!
我覺得這是多樣選擇中的某一部分,娛樂之外,也會有人很深沉地去拍一些奇奇怪怪的東西。就像文學,通俗文學是最賣的,但真正的文學不會沒人看,更可以不停地翻看。還是會有不同的人在做不同的事。
侯孝賢:如果你在中心,就會不自覺地有中心的思考模式;如果你在邊緣,也不必模仿中心,可以思考邊緣的角度。邊緣的角度跟中心絕對不一樣,所以你可以先想好角度,再去拍要表達的東西。
像《刺客聶隱娘》用44萬呎的底片拍攝,是為了我對顏色的想法。我沒辦法忍受物理的,而喜歡像底片一樣,光影色彩是化學的呈現。但是這遲早要改變,所以接下來我可能就會去試驗數位。數位可以加各種濾鏡,用不同的方式去看、去調節,看怎麼做才能夠達到自己的理想。因為題材內容的不同,也可以有不同的調性。
侯孝賢:現在新的一代對要拍什麼還沒有想法。其實他的身邊、家人、生活種種,都是可以拍攝的材料。但他們沒有想到,還是在編故事、找特殊的場景,或設定奇怪的光。他們沒有走向真正的現實,所以還看不見。
張鐵志:現在人們觀看電影的平台越來越多,有電視、電腦、手機,觀眾可能越來越不願意上戲院。所以好萊塢拍更多的超級英雄和怪獸把人吸引進電影院,在中國也是越來越多大片。你覺得對電影工作者來說,要怎麼把觀眾拉回戲院?
侯孝賢:家裡的小螢幕在聲光或是場面還是會有限制,但在大戲院就是要這種效果。所以大戲院會越來越厲害,像是IMAX現在到達的程度。以後大戲院一定是往那個方向走,會像一個表演場。
問題是,因為現在哪裡都可以看影片,所以有很多不同的表達形式。可能是專門在網路上看的,也可以是專門給電視播的,拍影片已經沒有什麼限制。但是當沒有了限制,自己就要很清楚拍的東西到底適不適合用手機看。如果要拍大的,就要在大型院線看。最適合手機的是什麼呢?漫畫。漫畫裡你需要遠鏡頭跳中鏡頭嗎?不需要,因為可以切割,可以用分解動作來拍,甚至可以是長條的。
當載體已經不同,就不能一成不變,只想模仿好萊塢。畢竟就算要模仿,特效的部分還是做不到,重點是你真的想要表達。就像文字一樣。文字的載體形式比較單純,因為不必去考慮形式上的問題,所以自然能往深處走,越走越深。
電影還是可以深入地做。你可以是非常真實地記錄,或者不像紀錄片而是安排式記錄。你可以讓身邊的人變成角色,你再調整他們的關係,或是重新搭配,就能更細微地深入到現實生活裡。
張鐵志:網路時代的資訊快速流通,而侯孝賢電影給人的感覺是緩慢的,這是一個巨大的對比,你會擔心這個時代難以讓人好好地靜下來,看一本好書、好電影嗎?會覺得整個時代的氣氛因此越來越焦慮和急躁嗎?
侯孝賢:對,因為訊息太快了,人沒有辦法沉靜下來,就會被牽著鼻子走,你自己深刻的思考反而更重要。我所謂的思考是一種反射,就是在現實層面的現象,讓你看完之後會深刻地去想。
我希望有人願意用影像去呈現這些,去提供一條路,導引人往這條思考的路上走。以前這都是文字做的事,但現在的人如果已經不習慣看文字,是不是影像方面也能有同樣的能力呢?我認為一定有的,就看怎麼做。張鐵志:以《刺客聶隱娘》來說,聶隱娘的故事本來更奇幻,但你採取寫實的拍法,這是因為客觀上技術的限制,還是你主觀的意願?
侯孝賢:當然科技是會有限制,但主要不是因為科技,而是因為範圍的限制。這個限制對創作者來說很重要。唐朝是什麼?你不能漫無邊際,要有明確的事實。《刺客聶隱娘》的內容都有明確的年代和事件,一條一條組織起來。
例如田季安的父親田緒什麼時候死?怎麼死?他死的狀態只有一條短短的描述,就是「手握刀,臉呈驚怖狀,暴斃」。嘉誠公主嫁來,《新唐書》上有寫,她嫌翟車破敝,改乘金根車。翟車是公主坐的,金根車是皇后坐的,從這裡就可以看得出她的個性。
這些都是發生在魏博的故事,當你有個範圍之後,就能把這些事件結構起來。我還是會以寫實為主,畢竟沒範圍的話,究竟要往哪裡去呢?
張鐵志:回到台灣的電影,80年代台灣的時代背景,讓台灣新電影的風格在世界電影史上有一席之地。可是從90年代以降,好像很難再定義所謂台灣電影有什麼獨特的風格,頂多是比較個人性的。未來台灣電影有機會找到自己獨特的風格嗎?
侯孝賢:在表達上,台灣電影其實可以擺脫好萊塢很戲劇性的方式,回到寫實和純粹的影像。如果要追求寫實跟影像,因為現在的燈光和攝影技術,在過程中隨時隨地都可以安排和捕捉影像,寫實性就會非常強,就能深入去探索或表達。但這樣一來,相對的娛樂性就會低。但娛樂性有好萊塢在引領風騷,你也不可能在於娛樂性取代它。坦白講,也做不過好萊塢啦!
我覺得這是多樣選擇中的某一部分,娛樂之外,也會有人很深沉地去拍一些奇奇怪怪的東西。就像文學,通俗文學是最賣的,但真正的文學不會沒人看,更可以不停地翻看。還是會有不同的人在做不同的事。
我好想拍台北
張鐵志:關於台灣電影的未來,你在《光陰的故事:台灣新電影》紀錄片裡曾提到,台灣電影的未來要思考在華人世界中的位置,而你給的答案是:應該要思考我們的邊緣性。能請你再深入地闡述,要如何從邊緣出發,去創造台灣電影的未來?侯孝賢:如果你在中心,就會不自覺地有中心的思考模式;如果你在邊緣,也不必模仿中心,可以思考邊緣的角度。邊緣的角度跟中心絕對不一樣,所以你可以先想好角度,再去拍要表達的東西。
其實從以前到現在都一樣,不是因為難不難,而是因為現在大家還是嚮往著大電影、大賣座,要考慮成本回收的問題
像《刺客聶隱娘》用44萬呎的底片拍攝,是為了我對顏色的想法。我沒辦法忍受物理的,而喜歡像底片一樣,光影色彩是化學的呈現。但是這遲早要改變,所以接下來我可能就會去試驗數位。數位可以加各種濾鏡,用不同的方式去看、去調節,看怎麼做才能夠達到自己的理想。因為題材內容的不同,也可以有不同的調性。
就像我好想拍台北。好奇怪,台北為什麼每天都有一堆人在街上拍攝呢?現在攝影機到處都是!以前如果要拍演員搭公車,要先借公車,安排所有的親戚去當乘客。現在不需要,只要拿個小相機拍,根本沒人會管。像前面說的,用很自然的拍法。但這樣子就是寫實或真實嗎?其實不是。這其實是為了方便於演員的表演,找到盡量讓他不會受到干擾的拍攝方法。就像演員自己的日常生活一樣,一旦習慣了,就會有他的生態和狀態。應該用最方便的方式,讓演員進入最好的狀態,而不是在那邊打好光,等著試戲排練。生活基本上是不需要排練的,只是剪裁的問題而已。
比起全球化,網路的影響更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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